2015年12月29日央行宣布从2016年起将现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经营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为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更加有效地防范系统性危机，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这除了表明中央将加强对宏观金融危机的评估经营管理外，也似乎预示着以央行为中心建立综合监管体制的方向更加明确。

MPA体系的主要构成：重点考虑资本和杠杆状况、资产负债状况（balance sheet)）、流动性、定价行为（pricing behavior）、资产质量（asset quality）、外债危机（foreign debt risk）、信贷政策执行等七大方面，其中资本充足率（capital adequacy ratio）是评估体系的核心。

MPA关注广义信贷，将债券投入、股权及其他投入、买入返售等纳入其中，以引导金融机构减少各类腾挪资产、规避信贷调控的做法。同时利率定价行为是重要考察方面，以约束非理性定价行为。

MPA按每季度的数据实行事后评估，同时按月实行事中事后监测和引导。

危机深水区、银行混业经营、监管框架滞后

国内外经济金融危机进入深水区。从外部形势来看，美元加息引致全球资本板块漂移重构，大宗、货币、危机资产的波动性都在加大。

从内部环境来看，一方面国内金融市场对外部冲击越来越敏感，汇率危机的冲击链条拉长；另一方面，资产荒继续蔓延，实体经济创造有效资产的能力明显不足，大量的货币囤积在金融市场实行杠杆配置，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隐患又在加大，宏观危机愈加复杂。

承接宏观经济金融结构的变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也呈现多元化特征，从过去单一的表内存贷款向表外、表表外多元化资产负债配置转变，自营投入、资金交易、资产经营管理、投入银行、跨境结算等经营行为已经将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打通，银行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混业经营，同时也面对着多重危机交织叠加的环境，需要更加综合化的金融监管框架。但由于监管部门之间还存在体制隔阂和利益博弈，混业监管的框架一直建立不起来，使得银行综合经营只能以影子银行的形式出现，很多银信、银证和银保业务处于监管真空，凸显了监管体系的滞后。

建立“宏观审慎经营管理+广义货币政策”的全面危机经营管理体系，防范日益复杂的系统性危机

“巴塞尔协议+宏观审慎经营管理”是国际金融监管的标准化框架，将微观层面的资本监管与宏观层面的综合经营管理结合在一起，可以较好的限制单个金融机构危机向宏观体系的溢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较小的个体危机加总后酿成宏观大危机的“合成谬误”问题。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还不完全成熟，尚未经历一轮完整的金融周期考验，危机的集聚结构和外溢机理尚没有历史数据可供参考，当前的分业监管格局并不能保证系统性危机的完全可控，过去发生的钱荒和股灾，就证明了这种基于微观机构实行分类的监管框架的不足，因此应更加注重从全局实行综合化的危机监测和管控，通过顶层设计建立宏观审慎经营管理框架。

从货币政策来看，央行也需要对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实行重构，建立包含多重操作目标的广义货币政策体系。

一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完成，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也在发生变化，原来依赖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比如存贷款基准利率，将逐步让渡给金融市场，更多采用准备金利率、公开市场利率等市场化工具，这就需要对货币政策工具实行重构。

二是以合意贷款为主的信贷政策，在商业银行表外资产大扩张的状况下，已经逐步丧失了约束意义，需要将传统的信贷政策指标实行扩展，建立包含结构化融资等在内的广义信贷指标。

三是在利率市场化初期，为了防止银行间恶意竞争打价格战，将银行的利率定价状况也纳入指标体系，作为评估其监管评级的一部分，既可以提升银行之间的差异化定价能力，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恶意定价行为，表现出经营管理框架的柔韧度和灵活性。

四是在当前的流动性陷阱未现改善的状况下，通过此框架将防范金融危机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通道相结合(比如广义信贷、定价行为和信贷政策执行等指标)，可以实现广义货币政策的职能。

第一，综合评估。 

从过去“差别准备金+合意贷款”的局部经营管理机制，升级为包含资本、流动性、资产质量、定价行为、外债危机、信贷政策等在内的综合评估框架，反应了对宏观危机的全面经营管理，比如流动性指标经营管理的是流动性危机，资产质量指标经营管理的是信用危机，定价行为经营管理的是利率危机，外债指标部分反应了外汇危机等。

第二，逆周期调节。 

内生的调节方式是资本充足率，在经济过热期，信贷规模往往会飞速扩张，但是相对于信贷资产，资本增加速度往往是平稳的，这就会对资产规模的扩张形成牵制作用，形成逆周期效果；而另外一些指标，比如包含债券投入、买入返售等在内的广义信贷，央行可以根据宏观形势状况对其实行外生调节。相对于合意贷款急刹车式的逆周期调节方式，宏观审慎框架下的逆周期调节将更加平滑和精准。

第三，评估激励。

评分高、指标稳健的银行可以被认为对宏观稳定做出了贡献，具备正的外部性，需要实行正向激励。而相反，那些评分较低且达不到某个标准的银行，则可以认为是引起宏观不稳定隐患的银行，具备负的外部性，需要实行负向激励。激励的方式可以是监管评估分级和实施差别化的准备金利率。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率市场化、打破刚兑和银行信用差异的背景下，监管评级对商业银行将越来越重要，评级高的银行在获取负债和重组并购中占据优势。

监管约束的结构性改善，银行经营自主性增强，宏观危机可控性提高 

从单一指标控制升级到综合评估打分，意味着监管约束出现了结构性改善和改善的空间。一方面，评估指标从合意贷款单一指标扩展到7个方面约14个指标，对银行的评价更加全面和客观，而且更加注重历程和连续性经营管理，体现了监经营管理念从计划管制向市场化经营管理的转变；另一方面，在综合评估的经营管理框架下，区别指标之间具备较强的替代性，在既定的监管约束下银行资源配置的空间得到了较大的拓展，比如在流动性经营管理方面有相对优势但需要改善资产端配置占比的银行，可以通过提高流动性评分来让渡广义信贷方面的评分，但总分可以保持不变。

经营管理规则和监管框架的广度扩展和透明度提高，可以改变过去单一合意贷款约束造成的同质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银行经营的自主性和差异化。而且由于框架的完备性、透明化和稳定性，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经营管理更加有效，系统性危机也将更加可控。

在综合指标体系内优化资源配置，获取结构性监管收益

商业银行应认真研究MPA的指标体系，确立评估目标(具体到分数)，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竞争优势测算每个指标的成本收益，以获取总量-结构之间的“套利”机会。可借鉴的办法是计算每一个指标的单位成本，提高单位成本较低的指标分值，降低单位成本较高的指标分值，从而实现总分既定下的监管收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