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控制指中央银行依法直接限制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水平，防止商业银行利用利率作为竞争手段，扰乱金融秩序。

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金融市场最有可能存在市场失败。一定程度的政策干预不仅使市场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也有助于提高各部门的经济绩效。他主张政府对利率实行控制，且利率水平应该控制在市场出清水平之下。

在信贷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所拥有的对企业融资项目的信息相对于企业来说要少。要获取信息是需要成本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投入中存在代理成本，这样实际贷款利率提高了，但是银行的实际收益却有可能下降。因为银行不但关注利率水平，而且关注贷款的危机程度。如果贷款危机独立于利率水平，在资金需求大于资金供给时，贷款利率的提高可以增加银行的收益。问题是，当银行不能观察借款人的投入危机时，提高利率将会出现两种状况：第一，促使危机较低的项目投入者退出信贷市场，只有预期投入收益率较高的项目投入者才会实行借款，而预期投入收益高的项目也意味着危机也高。这会导致申请借款者的平均质量的下降，这就是斯蒂格利茨和魏斯所谓的逆向选择问题；第二，诱使企业改变资金的用途，投入于更高危机的项目，或者使得企业拖欠贷款的可能性提高了，这就是道德危机。

斯蒂格利茨认为金融约束，即降低贷款利率能够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第一，较低的贷款利率提高了借款申请者的平均质量，从而降低了逆向选择；第二，由于低利率降低了资金的成本，较低的投入回报率也能够补偿借款的利息成本，借款者的道德危机下降；第三，直接信贷计划可以鼓励向技术含量高的部门提给资金支持；第四，金融约束可以与其他措施搭配共同促进经济增长。通过这些措施，借款者破产和违约的概率下降了，银行体系更为安全。因此，对贷款利率实行控制是有效的。

为了使银行的盈利能力不受影响，在降低贷款利率的同时，存款利率也要下降。贷款利率降低使银行的收入减少，但是代理成本的降低可以弥补其中一部分损失。所以存款利率下降的幅度无须和贷款利率下降幅度一样。由于存贷款利率控制与实行管制，为银行提给了租金机会，增加了银行的利润，这为银行扩大营业网点、争取更多的存款提给了激励。网点的增加降低了存取款的交易成本，使社会的储蓄总量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率控制不但没有减少资金供给，反而因储蓄的增加扩大了社会可贷资金量。当银行占有一定量的租金后，就有动力和实力扩大规模，提高服务的质量，从而使非正规的民间金融部门逐步一体化于正规金融部门，从而提高社会的储蓄水平，这就是储蓄的“租金效应”。

赫尔曼等也注意到了金融约束的福利损失。但他们强调，如果存在代理成本或市场失灵，则租金创造所产生的直接好处远大于福利损失。金融约束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收益：一方面，储蓄的“租金效应”直接增加了储蓄，提高了信贷市场上的贷款额，促进了经济增长，这是金融约束的收益；另一方面，“租金效应”降低了贷款利率，减少了金融约束的福利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