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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金融市场最有可能存在市场失败。一定程度的政策干预不仅使市场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也有助于提高各部门的经济绩效。他主张政府对利率实行控制,且利率水平应该控制在市场出清水平之下。
在信贷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所拥有的对企业融资项目的信息相对于企业来说要少。要获取信息是需要成本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投入中存在代理成本,这样实际贷款利率提高了,但是银行的实际收益却有可能下降。因为银行不但关注利率水平,而且关注贷款的危机程度。如果贷款危机独立于利率水平,在资金需求大于资金供给时,贷款利率的提高可以增加银行的收益。问题是,当银行不能观察借款人的投入危机时,提高利率将会出现两种状况:第一,促使危机较低的项目投入者退出信贷市场,只有预期投入收益率较高的项目投入者才会实行借款,而预期投入收益高的项目也意味着危机也高。这会导致申请借款者的平均质量的下降,这就是斯蒂格利茨和魏斯所谓的逆向选择问题;第二,诱使企业改变资金的用途,投入于更高危机的项目,或者使得企业拖欠贷款的可能性提高了,这就是道德危机。
斯蒂格利茨认为金融约束,即降低贷款利率能够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第一,较低的贷款利率提高了借款申请者的平均质量,从而降低了逆向选择;第二,由于低利率降低了资金的成本,较低的投入回报率也能够补偿借款的利息成本,借款者的道德危机下降;第三,直接信贷计划可以鼓励向技术含量高的部门提给资金支持;第四,金融约束可以与其他措施搭配共同促进经济增长。通过这些措施,借款者破产和违约的概率下降了,银行体系更为安全。因此,对贷款利率实行控制是有效的。
为了使银行的盈利能力不受影响,在降低贷款利率的同时,存款利率也要下降。贷款利率降低使银行的收入减少,但是代理成本的降低可以弥补其中一部分损失。所以存款利率下降的幅度无须和贷款利率下降幅度一样。由于存贷款利率控制与实行管制,为银行提给了租金机会,增加了银行的利润,这为银行扩大营业网点、争取更多的存款提给了激励。网点的增加降低了存取款的交易成本,使社会的储蓄总量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率控制不但没有减少资金供给,反而因储蓄的增加扩大了社会可贷资金量。当银行占有一定量的租金后,就有动力和实力扩大规模,提高服务的质量,从而使非正规的民间金融部门逐步一体化于正规金融部门,从而提高社会的储蓄水平,这就是储蓄的“租金效应”。
赫尔曼等也注意到了金融约束的福利损失。但他们强调,如果存在代理成本或市场失灵,则租金创造所产生的直接好处远大于福利损失。金融约束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收益:一方面,储蓄的“租金效应”直接增加了储蓄,提高了信贷市场上的贷款额,促进了经济增长,这是金融约束的收益;另一方面,“租金效应”降低了贷款利率,减少了金融约束的福利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