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降准1个百分点 净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亿元

　　为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优化流动性结构，降低融资成本，1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其中，2019年1月15日和1月25日分别下调0.5个百分点。同时，2019年一季度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不再续做。这样安排能够基本对冲今年春节前由于现金投放造成的流动性波动，有利于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支持力度。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降准将释放资金约1.5万亿元，加上即将开展的定向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和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动态考核所释放的资金，再考虑今年一季度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不再续做的因素后，净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亿元。该负责人强调，此次降准仍属于定向调控，并非大水漫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

　　交行金研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师鄂永健表示，置换部分MLF，有利于降低银行负债成本，进而促进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政策利好通过银行传导至实体经济。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指出，今明两年实施全面以及定向降准仍有空间和必要。

　　专家：仍有降准空间

　　2019年新年伊始，李克强总理于1月4日接连考察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普惠金融部，并在银保监会主持召开座谈会。总理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进一步采取减税降费措施，运用好全面降准、定向降准工具，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

　　话音刚落，降准即至。1月4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其中，2019年1月15日和1月25日分别下调0.5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降准置换中期借贷便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上述负责人指出，此次降准及相关操作净释放约8000亿元长期增量资金，可以有效增加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实体经济贷款资金来源。置换中期借贷便利每年还可直接降低相关银行付息成本约200亿元，通过银行传导有利于实体经济降成本。这些都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维持松紧适度，不搞大水漫灌，注重定向调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稳定宏观杠杆率，兼顾内外平衡，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就今明两年来看，温彬说，实施全面以及定向降准仍有空间和必要。

　　一是，我国央行口径外汇占款已经连续4个月减少，随着我国外贸顺差趋于收窄，预计外汇占款总体呈现下降趋势，需要通过全面降准对冲外汇占款减少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压力；

　　二是，目前我国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处于相对高位；

　　三是，尽管MLF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确保了市场流动性需求，但由于其期限短和成本高等原因，不利于金融机构做好资产负债管理、降低资金成本，因此，需要继续通过全面降准置换MLF，优化流动性结构。

　　温彬指出，作为总量政策工具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要发挥好结构性作用，通过定向降准，进一步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还要完善相应的政策，包括进一步优化MPA考核、制定授信尽职免责细则等，切实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华泰宏观李超团队认为，央行在2019年大概率还会有3次降准。同时，央行有望在二季度降息。“第一，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和PMI数据出现变化，央行货币政策有望全面转向稳增长目标。第二，外部货币环境的改善使得我国央行掣肘因素减少，央行降息的压力降低。”

　　星石投资相关人士表示，“未来货币政策仍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本次全面降准或只是开始。”

　　配套机制建设有待加强

　　温彬分析，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用好差别化准备金、差异化信贷等政策，引导资金更多投向小微企业、“三农”和贫困地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回顾过去一年，央行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先后四次定向降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债转股支持力度，取得了积极效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近日，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8年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指出，当前，我国在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方面，在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方面，再次面临着两大长久存在的融资体系结构性矛盾的阻碍。

　　一方面是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占比较低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状况与其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占比不尽匹配的问题。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可以从资金供给端和资金需求端综合施策。

　　一方面，从资金供给端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统筹协调。吴琦认为，首先，财税政策要进一步发力，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其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最后，在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合意信贷规模和流行性方面给予一定政策优惠，引导商业银行加大信贷投放，重点扶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通过担保增信、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民营企业发债融资，推动保险资金、公募理财产品等投资优质上市公司，优化企业融资结构。

　　另一方面，从资金需求侧，为企业经营创造良好的技术创新和营商环境。吴琦认为，政策应致力于加大科技研发和教育投入，降低科技创新型企业的税费负担，加强产权保护，推动企业加强技术创新，规范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切实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通过放宽准入限制、提高政务效率、优化企业服务，强化企业主体地位。赋予国资、外资、民资公平竞争的机会和权利，强化依法行政的理念，营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切实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阻碍货币政策效果发挥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三项：银行端、企业端、需求端。银行端面临风险偏好和资本约束的问题。风险偏好方面，比如向民营企业放贷，如果缺乏良好的风险分散机制，银行意愿度自然不高。所以需要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比如财政部门设立融资担保基金，央行设立民营企业债务发行支持计划。疏通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本身无关，属于配套机制建设的问题。

　　在企业端，不少民营企业愿意借，但有些民营企业在去产能背景下是要被淘汰的。也就是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中，产业需要转型升级，企业自身也需要紧跟时代步伐谋求转型升级。而在需求端，也需要通过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助力企业尽早成功转型升级，走上长期可持续发展道路，从而增加融资的有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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