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困局，该如何跨越？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化。2007年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的阶段中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难以跨入高收入阶段。无论是地方债务、个人债务以及家庭杠杆等都在提醒我们必须寻找破局的点，避免在“繁荣”中迷失自我。

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个人财富管理的困境，是家庭债务高企、居民杠杆持续攀升，是养老危机凸显，跨越中等收入困局已迫在眉睫。虽然我们的GDP从2010年起就位列世界第二位，但是我们的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相差甚远，2017年位列74。跨越这个困局并非一朝一夕，需要稳杠杆、化解债务，更需要我们理性地寻求发展之道。

一、中等收入困局的现状透视

前期写过一篇文章叫《“十面埋伏”，金融风险的心理学透视》，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人群选择了冒险，尤其是在经济繁荣、金融市场异常活跃的年份，P2P、互联网金融甚至比特币都成为了人们追逐的热点，风险踩雷事件频发，其结果是大量的财富“蒸发”。

（一）储蓄率下降，收入增长缓慢

储蓄率下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或许这样一组数据会让我们感到忧虑。根据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团队的分析，我国的居民储蓄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2008年的顶峰31.1%下降至2017年的12.7%，而2013-2017年的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由33%升至49%。国民储蓄率下降的趋势和幅度已不可逆转，预计将由2020年的45%下降至2030年的35%左右。

而最近广发银行联合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显示，在中国家庭的总资产配置中，房产占比高达77.7%，这一比例远超美国的34.6%。蓝皮书测算，2018年居民还本付息金额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接近40%，而且呈快速上升趋势。从居民储蓄增速来看，从2010年以前的16%下滑至2017年的7.7%，增速降至历史最低点。

图表1：居民储蓄存款占GDP的比重

备注：储蓄率（新增储蓄/GDP）

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央行数据和国家统计局

“亚洲四小龙”之首日本曾长期是工业化国家中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日本家庭储蓄率从90年代的10%下滑至90年代末的5%，2009年则只是略高于2%，财政赤字超过GDP的7%，储蓄危机蔓延。美国“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巨大的储蓄短缺、大量的借贷和房地产投机。我们是否面临储蓄危机暂时还无法定论，但是储蓄仍然是我们的紧迫任务，是每个个体、家庭的必备资产，是一种天然的“经济刺激良方”。

（二）人均收入仍然较低，收入差距大

在2008年经济危机当中，摩根士丹利曾经得出一个结论，只要中国继续保持高储蓄率，就足以抵御来自外部的真实冲击或金融冲击。人口红利是我们维持高储蓄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但是人口红利一旦减缓或消失，储蓄的困境随时出现，收入增长将变得缓慢。虽然人均GDP突破了9000美元，但是各地区间、城乡之间以及各阶层之间的差距却十分明显。

图表2：2018年前三季度人均GDP前10省市自治区排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南方财富网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报告》指出，中国储蓄最多的10%的家庭拥有全部储蓄的75%，另外35%的家庭则被称之为储蓄较多，占比为25%，剩下的55%的家庭的储蓄则是0，所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担，构筑中产阶级占主流的橄榄型社会等等依然任重道远。

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7年的基尼系数为0.4670，较2016年上涨0.002个百分点，较最近触底的2015年上涨了0.005个百分点。贫富差距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就是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速快、GDP实现了连续的大跨越，但是与发达国家，尤其是周边的日本、韩国等相比，人均GDP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二、跨越中等收入困局的主要障碍

我们已经习惯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习惯延续了三十多年。但是，时代是发展的，是动态的，现阶段经济下行和减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经济增长从最高点的14.2%到2018年的6.6%，创27年新低，2019年的预测是6.2%。而隐藏在背后的是家庭债务和居民高杠杆，养老危机。

（一）地方隐形债务问题堆积

地方隐形债务问题虽然备受争议，但是其客观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各方估算有或大或小的差异，地方债务已经是无法回避的，据某研究机构估计2018年末全国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余额大约有37万亿，加上18.万亿的显性债务，合计共有55.3万亿的债务余额。地方债务甚至被称为中国资产负债表的“灰犀牛”，可见其风险堆积如此严重。财政部公布的2018年地方债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地方债务余额18.3862亿元，剩余平均年限4.4年。

图表3：2010-2018年我国赤字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明数数据研究部

地方债务的形成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早期由于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吃紧，压力剧增，开始寻求发债，到了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地方债务借助地方融资平台等大量爆发。期间从放任到规范，再到近期政策松绑，地方债务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堆积的风险随时可能引发地方政府破产。如今，大量的居民存款余额不足，教育、住房等支出不断攀升，一旦出现地方债务危机，短期内引发失业潮，社保和养老金连锁反应

目前，货币政策维持在适度宽松阶段，但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以及市场流动性不足等问题，加上信用萎缩，导致地方债务问题引发财政风险扩散，地方政府担保机制缺失后更无法避免地方融资平台信用下降、信贷短缺等问题，甚至引发评级下调。近期PPP模式重新启动，政策松绑意图明显，地方融资平台掀起了一股整合并购风，而背后到底是借新还旧还是真正转型还是未知数。

（二）家庭负债和居民高杠杆

前不久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自1979年至2018年这39年间，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速从未跌破9%；而今年8月，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长8.3%，创40年来最低。居民存款增速从2008年到2018年，短短十年间，城乡居民存款增速从18%下滑到7%左右。

由于三、四线城市的城镇化、棚改货币化导致房价奇高不下，部分城市甚至超过每平米万元而且无房可售的窘境，房价压垮了很多三、四线城市居民的信心。据相关数据显示，国内房价破万的城市已超过60个，其中20个是三、四线城市或者县城。

图表4：2017年住户部门债务余额及增速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

房地产成为消耗储蓄的一个主因，“六个口袋论”是真实的写照，绝非戏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数据显示，2008-2017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从3.0万亿元增至21.9万亿元，占住户部门贷款余额的比例保持在45%-50%。同时，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从2008（债务余额/GDP）年的17.9%增至2017年末的49%，10年间上升31.1个百分点。

房地产已然成为不可承受之重。西南财经大学下属的中国家庭调研中心报告显示，中国有超过三分之一家庭属于高负债家庭，即债务收入比大于4，其中工薪家庭占到11.3%，非工薪家庭为20.2%。上海财经大学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中国家庭债务增长过快，已逼近家庭部门能承受的极限。截止2017年，我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107.2%，已超过美国当前水平，并逼近美国金融危机前峰值。

可以预见，房贷已然是居民的主要债务，如此庞大的“房奴”群体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如果没有稳定可持续的收入，没有储蓄的支撑，那我们如何应对房贷、家庭债务剧增以及物价上涨的困境？答案显而易见。合理配置房产，适当运用房贷等政策，才能避免“因房致贫”的问题。

（三）超老龄化社会和养老问题

“未富先老”的目前中国老龄化社会的现实写照，人均GDP刚刚过9000美元，“中等收入陷阱”在拉美、东南亚等部分国家持续十多年依然无解。养老困境正在成为现实，各地出现的“养老金亏空”问题层出不穷，13个地区养老金支付能力不足1年。

截至2017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41亿，占总人口的17.3%，预计到2050年前后，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87亿之多，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上升到34.9%。老龄化社会就在我们身边，储蓄的几代人如今也到了“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虽然有部分养老金补充、政府救助和社区养老等，但是全国的养老金仍然存在“亏空”。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五险一金”根本无法满足养老需求，而商业保险需要的是充足的储蓄。

图表5：2008年-2017年中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走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

不同学者和媒体对于居民储蓄存款下降的理解有所差异。有的学者认为，居民存款下降是“消费升级”的表现，居民主动积极消费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很大贡献，释放了大量内需，促进经济繁荣；有的学者认为居民存款下降是居民群众资产配置观念进步的表现，代表投资理财的多样化。而有的学者则表示担忧，居民存款下降，在这样一个“未付先老”的老龄化社会堪忧，缺乏社会保障的群体更是潜伏巨大的“穷困危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已是不争的事实。

（四）消费主义和过度借贷

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有一个棘轮效应，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不可逆，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以向下调整。麦肯锡2017年消费者报告发现，占据中国人口16%的90后对于今后到2030年经济的贡献、消费的贡献将占到五分之一。其中一份《90后消费趋势数据分析》的报告显示，80后、90后群体贡献了87%的生活服务订单。

图表6: 70、80、90后消费者贡献度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银联、京东金融《2017年消费升级大数据报告》

现代“新青年”的消费结构、消费习惯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与这代群体的出生环境密切相关，“独生子女”群体占据大多数，带着“天生的孤独感”，加上互联网时代以及“娱乐至上”文化的侵蚀，消费占据了主流，而储蓄存款则成为了一种“标签”，甚至是“稀缺资源”。小张的父母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养老问题已然摆在了小张面前，樊纲教授的“六个钱包论”就是最真实的写照，小张深有体会。

图表7：部分银行信用卡上半年刷卡量变化（2018年中）

数据来源：根据支付圈公众号文章整理

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2018年上半年，银行信用卡新发卡量分别高达1.23亿张、0.50亿张，远超2016年的0.33亿张。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目前从高储蓄率到低储蓄率的过渡，超前消费、透支消费逐渐成为主流。但是，这其中存在的逾期违约问题增速也在加快，央行在今年8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Q2信用卡半年逾期总额达756亿元，而2016年末这一数字是535亿元，2017年末为663亿元。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数据显示，2013-2017年，P2P（包括企业贷款和个人贷款）等网贷行业贷款余额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59%，过度借贷引发暴力催收等事件频发，而且部分居民通过典当行、民间借贷等非正规融资渠道借款。很多人说，我们有支付宝、花呗，有大量的信用卡，有透支不完的信用，但是没有储蓄的日子我们的生存、生活以及未来如何保障，如何持续却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上世纪90年代经济腾飞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信用卡业务和消费信贷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导致一系列过度借贷、坏账攀升、家庭储蓄耗尽的信用卡危机，成为“破产社会”。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时代，看似繁荣的背后隐含的是家庭债务高企、个人收入增长缓慢的局面。

三、跨越中等收入困局的几点建议

中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基于中国的国情以及收入增长情况，实际上中国仍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前述我们分析了目前面临的一些主要困局，包括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超老龄社会与养老问题、资产泡沫和家庭高负债以及储蓄率下降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两点进行破局。

（一）加快降税减费改革，释放收入增长空间

减税降负是目前社会各界与职能部门的共识。经历四十年的经济积累，经济增长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攻坚期，加之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减税降负是关键的步骤。因此通过减税降负既可以帮助企业压低成本，释放更多的创新动力，特别是对于发展困难的民营企业，普惠性减税措施将是最好的“良药”。

相关数据预测2018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度在65%左右，但由于70%左右的收入都用于购房，压缩了消费空间，借贷、透支、逾期等问题持续困扰，消费信心不足。加快降税增收的政策落实将极大刺激消费，提振消费信心，缓解因家庭债务过高导致的内需不足等问题。

（二）统筹货币与财政政策，激发市场活力

近期，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18-2019）》认为，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整体存在下行压力，预测实际GDP增速约为6.4%。改革开放走过四十年，改革是唯一的出路。过去一段时期关于货币政策的争议性较多，包括“四万亿”计划以及货币超发，短期刺激具有很大的副作用，造成过剩产能和债务积压。

财政政策一般具有长期性，更注重中长期效果，货币政策则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对于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深化改革的攻坚期，需要加强两者的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是重要的政策选择，定向降准与减税降负结合，普惠金融与税费减免相结合，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实施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降低居民杠杆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房地产几乎成为全民话题，但是要付诸于实践面临着种种难题。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复杂性，刚需、投资、投机各种复杂因素叠加，加上产业经济、地方土地财政、城市化、棚改货币化等一系列变量，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困难重重。因此，实施房地产长效管理是唯一的选择，短期的调控无法真正稳定房价，而且加剧了“炒房”的预期。

政策层面提出了许多的方案，包括试点房产税和房地产税立法，推进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暂停棚改货币化等等，对于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指引作用。长期来看，居民杠杆过高主要是由于购房（包括投资性房产），民众普遍对房市看涨，引发了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域城市房地产的报复性上涨，加剧了家庭债务。因此，政策引导和预期管理是长效管理机制的重要部分。

（四）健全民众各项福利措施，增加居民收入

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经济的腾飞，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收入持续增加。但是，贫富差距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消费降级和消费升级的背后正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体现。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从2012年至2017年分别为0.474、0.473、0.469、0.462、0.465、0.467，始终位于“警戒线”0.4以上。因此，改善贫富差距是当务之急。

首要是健全民众社会保障制度，“因病致贫”、“因教致贫”的问题仍然比较严峻，推动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落实，将更多的昂贵药品纳入医保体系，完善大病医疗的统筹。其次是要加大金融扶贫力度，借助金融扶贫、产业经济支持精准扶贫工作，推广普惠金融政策和考核落地，包括推进农信社、农商行回归支农、小微服务的本源，进一步增强中低收入人群的创收能力。

（五）合理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避免债务危机

地方债务问题堆积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严重的话会引发系统性风险，而地方债务风险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经济下行，就业率下降，对于居民收入增长直接形成压力，合理化解地方债务危机是当务之急。

一是要进一步规范政府PPP项目模式，落实，明确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各级财政应确立合理的分担比例，采取结构化的改革方案，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达程度、财政收入等具体情况实施差异化方案，重点扶持边少穷等不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降水减费、合财政补贴，缓解乡镇财政困难。二是要规范地方举债，不仅要加快修改《预算法》等条款，而且应针对地方政府发债给予明确的标准，制定地方政府发债专款专用制度，发债与偿债能力相匹配。三是要依法偿债，对地方政府的举债、偿债、担保等进行严格规定，统筹实施PPP项目，规范推广运用PPP模式，保障民营资本合法权益，维护地方政府信用体系。

四、结 语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还未能完全证明，但中等收入困局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包括众所周知的“拉美陷阱”，从六七十年代与日韩同步，到如今是天壤之别。中国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10000美元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欧美国家则一般耗时20多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于家庭而言，高企的房价、货币贬值压力剧增，加上目前隐形的通货膨胀问题持续困扰，成为广大中产阶级的“忧虑”。个体在大的时代面前往往是脆弱的、被动的，货币超发的时候我们无能为力，资产泡沫的时候我们首当其冲，房地产大起大落的时候我们像一叶扁舟，而老龄化社会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未雨绸缪。

二战后，世界上先后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达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则寥寥可数。实现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不仅需要经济的增长新动能，还需要在“稳杠杆”后厘清个人财务风险，及时止损，保证财富的稳定保值。储蓄不再是“奢侈”，而是在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下的一种“自救”，是应对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可控的一个“避风港”。跨越中等收入困境，需要继续深化改革，推进货币和财税政策的融合，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加快减税降负、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的落地，拓展收入增长空间，促使我们的收入保持持续增长，确保生活质量持续改善。还是那句老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要跨越中等收入困局仍然要依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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