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均1个！日本凭什么18年18个诺贝尔奖？

　　近日，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本庶佑，凭借在癌症免疫治疗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与其美国同行詹姆斯·艾利森，共享了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本世纪以来，斩获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累计达18人。日本人正在以年均一个诺贝尔奖的井喷势头证明着，“50年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宏伟目标绝非好高骛远。在这背后，日本“科技创新”的国策落实可谓强悍至极。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战后日本科技创新的发展历程。

　　从“山寨”到“科技创新立国”

　　按照时间历程，战后日本的科技创新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模仿创新

　　为了尽快冲出战后的国民经济困境，日本决心把制造业作为抓手，视美国为榜样，充分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来引进吸收美国制造业的先进技术与创意，并加以模仿。具体到产品上，无论是电脑、日常消费品还是汽车、通信等领域，均步步紧随。这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日本境内开始涌现出大量的“山寨”商品，几乎覆盖了所有行业。

　　不过，在陷入“山寨”的黑历史后，日本人开始逐渐转变思维——他们不仅从书本上吸取知识，还买来竞争对手的产品进行拆解，对每个部件进行研究，进而吸收其设计思想以至于生产制造出全新的商品。这种模仿式创新的模式，被当时的日本人冠以一个很有“工业党”既视感的名字——“逆向工程”(参见图1)。

　　在此影响下，日本告别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高成本、低效率的生产模式，通过大力引进先进技术来积极谋求重化工领域的设施更新，而电力、钢铁和海运领域的高级技术模仿亦成为当时的发展主流。

　　如此一来，日本实现了从大规模生产、自动化技术引进、机械自动化到高技术、大规模生产体系全面建立的逐步跨越，并有力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这也为其下一阶段的科技创新模式变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科技立国”战略

　　80年代的贸易摩擦与国际竞争唤醒了日本的危机意识，日本政府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新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并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其标志是1980年日本通产省发布了《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文件。同年10月，日本科学技术厅公布的《科技白皮书》中再次明确提出了“科技立国”战略。

　　这一时期，日本开始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诸如原子能产业、电子信息产业、计算机产业与飞机制造业等成为资金与智力资源的主要输送地。与此同时，日本还注重强化重点实验室未商品化产品、寻求产业集约式发展。随着“科技立国”战略的深入贯彻，日本的高精尖产业自主研发能力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3)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科技创新立国”战略

　　80年代末期的泡沫经济重创了日本，而国际上的科技竞争也是愈演愈烈。内忧外患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追赶“知识经济”新时代的步伐，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重新占据优势，日本政府进一步丰富了“科技立国”战略的内涵，并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的新口号，强调日本要彻底挥别“模仿与改良的时代”，而后更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以贯彻。

　　在此期间，日本无论是在科技研发人员数量、论文发表数量还是专利申请数量上，均取得了重要突破，而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精尖领域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至此，日本已然跃居全球为数不多的科技发达国家行列。

　　日本推动国民科技创新的具体实践

　　经过多年的深耕，日本的科技创新实力早已傲视全球。根据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原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发布的“2016年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榜单，有34家日本企业上榜，仅次于美国的39家;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发布的各国工业竞争力报告也证实日本的全球制造业始终名列前茅，尤其是全球产业链上游的材料、零部件、装备制造等核心技术、高附加价值产品制造等科技含量极高的领域。而日本科学家近些年接连斩获诺贝尔奖，更是进一步彰显了日本人在科技方面的高深造诣。

　　那么，日本在推动国民科技创新上都做了哪些努力呢?笔者研究发现，下述四点应引起重视：

　　第一，政府的积极引导。

　　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就高度重视科技发展，而战后更是不断加强科学技术的地位，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其保驾护航。

　　首先，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经过不断探索，日本形成了以企业为主导、大学和科研机构协同发展的产学研有机互动体制，将科研、教育与生产的资源与优势充分整合、协同与集成，有效对接科技创新的各个环节，从而大大提升了科技创新效率。

　　其次，不断调整科技战略。在不同发展阶段，针对形势与重点任务的变化，日本与时俱进地对科技战略加以完善，从“逆向工程”到“科技立国”，再到“科技创新立国”，不断地通过合理的规划来推动日本科技创新的进步。

　　最后，为科技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就通过设立《外汇及对外贸易管理法》、《外资法》等法律措施为企业的技术引进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而后，更是制定了包括《研究开发力强化法》、《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等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对科技创新的有关制度建设加以完善，包括科研机构责任和义务的规范、科研评价体系的构建等等，并通过税收优惠等手段来鼓励企业大胆开展新兴技术领域的研发工作。

　　第二，推动企业发挥创新的主体作用。

　　日本的研发体制属于民间主导型，企业扮演了自主创新过程中极其关键的角色。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具备极强的竞争意识，而不断的科技创新便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动力之源;同时，日本企业在科技资源的调配上具有较强的自主决策权，可以根据市场情况以及项目本身的盈利性来自己决定是否立项，并可以通过多方面的融资渠道以及交流合作来解决资金和人才问题。这些都为日本的科技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

　　第三，从不吝啬研发经费。

　　科技创新的发展离不开科研经费，在这一点上，日本从不吝啬。上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要利用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发展科技，而1970年，日本科研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就升至1.8%，1979年达到2.04%，此后更是一路攀升，在1998年以后，该比重始终未曾低于3%。与此同时，日本对于科技领域的基础研究也格外重视，基础研究在科研经费中的占比常年维持在15%左右(参见图2)。这些均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科技理论与实践的快速发展。

　　第四，大力培育自主创新的科技人才。

　　日本科技创新的突飞猛进，离不开对科技人才的大力培养。日本现代化教育始于明治维新，而后对于教育制度的不断改进，使日本的教育实现了民主化、个性化、法制化。同时，日本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也在持续加码。数据显示，1965年日本国民教育科学经费总支出为4957.5亿日元，到了1998年，该数值增至71246.07亿日元，年均增速超过8%(参见图3)。这些措施使得日本科研人员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显著提升，直接表现便是日本的论文收录数量占比由1973年的全球第6位上升至1998年的全球第2位。近些年虽然有一定程度的下滑，但前期坚实的积累仍然足以让日本的科技创新笑傲群雄。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四点之外，日本国民的“工匠精神”同样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具体来看，日本人普遍都以极致的态度对自己从事的领域精雕细琢，他们不以功利、不以富贵论荣辱，对工作的坚持、对难度的挑战以及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理念早已逐渐演变成普通民众崇尚的价值取向，并深入到他们的血液之中。在科研领域自然也不会例外，用2016年诺贝尔奖得主大隅良典的话来说，“不喜欢与人竞争，做别人不做的事情是快乐的本质”。

　　而正是以上种种，日本的科技创新才能够达到今天的成就，成为“诺贝尔奖收割机”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我们将学到什么?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事业的飞速发展有目共睹。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当前依旧只是科技大国却不是科技强国，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研发经费比重较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不足、高精尖科技人才缺乏等问题一再提醒着人们：我国的科技创新实力远远没有达到全球顶尖水平。

　　以研发经费为例，虽说近些年我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实现了显著增加，由1996年的0.6%上升至2017年的2.15%(参见图4)，但同日本长期高于3%(最高时为2008年的3.46%)的水平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此外，由于高端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顶尖技术大多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因此长期以来我国的“世界工厂”角色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也让我们难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抢占高点。

　　在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与综合国力竞争焦点的今天，我国急需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此，不妨充分借鉴日本科技创新的实践经验，从科技创新管理机制、科技创新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结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着力培养科技人才等方面入手来加以完善，真正让国家迈入世界科技强国之林。

　　与此同时，还应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在学术科研工作中不断耕耘突破的同时，尽可能杜绝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努力营造一个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防止“劣币驱促良币”的反向效应。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困扰国人多年的“钱学森之问”会得以解答，诺贝尔奖距离我们也不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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